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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读书:第一章 佛学东传之期  

2016-07-23 09:44:13|  分类: 思想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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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佛学东传之期

我国人知有佛教,远在汉初;但就历史上显著之事实言,遂相传后汉明帝时,始入中国耳。明帝永平十年(西元六十七年),佛教入中国,事详《汉法本内传》。此传作于何代,无可征考。据《续集古今佛道论衡》,此传凡五卷。曰《明帝求法品》、曰《请法师立寺品》、曰《与诸道士比较度脱品》、曰《明帝大臣等称扬品》、曰《广通流布品》是。其第三卷,载在《续佛道论衡》。就各卷标题,及其大体而论;似在佛教传来后,摹拟佛经体裁之作。《大唐内典录》,谓为佛法初来时所作,未可尽信。今据《汉法本内传》、《高僧传》、《僧史略》等书,并详加参证,以示佛教初传时之状态。

史称永平三年,明帝夜梦金人,身长丈六,顶有白光,飞行殿庭;乃询群臣,傅毅始以天竺之佛对。帝遣中郎将蔡愔、秦景,博士王遵等十八人使天竺,写浮屠遗范。乃与沙门迦叶摩腾、竺法兰,东还洛阳。愔之还,以白马负经而至。因立白马寺于洛城雍关西,以居二僧。中国有僧寺自此始。《高僧传》,则谓此寺原名招提寺,后改白马,其言曰:相传外国国王尝毁破诸寺;唯招提寺未及毁坏,夜有一白马,绕塔悲鸣;即以启王;王即停毁诸寺;因改招提,以为白马;故诸寺立名,多取则焉。所谓外国国王,应是五胡乱华时之国王;但其姓氏不可确知。《法本内传》有白马兴圣二寺。故白马寺建于何代,尚须研究。

《汉法本内传》称迦叶摩腾、竺法兰抵洛阳后,五岳十八山道士,于永平十四年正月一日上奏,请与佛僧论理角法。明帝遣尚书令宋庠,传谕道释两派,斗法白马寺。而南岳禇善信、华岳刘正念、恒岳桓文度、岱狱焦得心、嵩岳吕惠通以下六百九十道士,筑三坛于寺之南门外;西坛安置符箓书,中坛安置黄老等书,东坛列祭器食物,祈祷诸神。佛僧则于道路西侧,安置佛舍利经像。已而道众宣言,纵火焚坛,不燃圣典。讵知火发,悉归灰烬。佛则舍利放五色光,飞舞空中。迦叶摩腾,亦飞升天际;现诸神怪。观者叹服。自吕惠通以下诸人,暨内宫妇女二百三十人,一时皆愿出家。朝廷敕所司建十寺;以七寺为僧寺,三寺为尼寺。僧寺建于洛阳城外,尼寺建于洛阳城内。而南岳道士费叔才,以法力不及佛僧,愧愤而死。然其说均未可确信。

迦叶摩腾、竺法兰来华后,所译经典,载在经录者,除《四十二章经》外;尚有《佛本行经》五卷、《十地断结经》四卷、《二百六十戒合异》二卷、《法海藏经》一卷、《佛本生经》一卷。惟《四十二章经》尚存,且最有名;其体颇似老子《道德经》。或谓此经本是天竺经抄,元出。大部;撮引要者,似《孝经》十八章。相传此经译成,朝廷藏之石室,后始流传。《高僧传》称:初缄在兰台石室第十四室中。兰台者,后汉禁中藏书府也。至《汉法本内传》所载佛教东渐说;仅迦叶摩腾、竺法兰二人来华事实足采。盖自二人来后,讫桓帝时安世高、支娄迦谶来华之前,八十年间,中国史乘,无一言涉及佛教者。故虽谓中国佛教史,断自安世高、支娄迦谶始,亦无不可。当摩腾法兰之来,朝廷加以宠异,后世传说遂歧。我国人之知有佛教,为时更古,不始于汉。迦叶摩腾等之来,仅可谓为天竺人来华之始。至于确定佛教之传来期,应自安世高、支娄迦谶始。

上言摩腾法兰未来以前,我国人已知有佛教;兹引诸书,证之于下:

列子。孔子曰:丘闻西方有圣者焉;不治而不乱,不言而自信,不化而自行,荡荡乎人无能名焉。此孔子暗示释尊之教化,与儒教不相歧之证也。

朱士行经录:秦王政四年。秦王政后灭六国,即皇帝位,是谓始皇帝。王之四年,乃即皇帝位前二十二年。西域沙门室利房一作释利防等十八人,始赍佛经来华;王怪其状,捕之系狱;旋放逐国外。

《魏书?释老志》:释氏之学,闻于前汉。武帝元狩中,霍去病获昆邪王及金人,率长丈余;帝以为大神,列于甘泉宫,烧香礼拜。此则佛道流通之渐也。此金人长丈余者,或系指佛像而言。

《释老志》:续前文及开西域,遣张骞使大夏。还云:身毒国有浮图之教。’”此明示佛教流行中国之事实。浮图,即佛陀也。

梁阮孝绪《七录序》:成帝时;刘向检校秘书,编定目录,其中已有佛经。盖秦政既设挟书之禁,令民间不得藏书。惠帝始除此律,稍稍搜集天下书籍。成帝之世,命陈农广求遗书,使刘向父子雠校。向亡,帝使歆嗣其前业。乃徙温室中书于天禄阁上。歆遂总括群篇,奏其七略。《佛祖统记》引刘向《列仙传》曰:吾搜检藏书,缅寻太史,撰《列仙图》。自黄帝以下,迄至于今,得仙道者七百余人。检定虚实,得一百四十六人。其七十余人,已见佛经矣。据此足为向校书时,已有佛经之证。

《释老志》:哀帝元寿中,景宪受大月氐王口授浮图经。考元寿元年,距武帝时八十年,在迦叶摩腾、竺法兰来中土前六十余年。

以上所载,《列子》之文,或后人所伪托。此外如《广弘明集》,引《老子西升经》:符子云:老子先师,名释迦文;’”《佛祖统记》、《周书异记》、《天人感通传》,俱谓周代已知有佛教,恐系后人揣测之言,悉不足据。

朱士行《经录》谓秦处中国极西,为西域来中国者必经之道。以其时考之,适值印度阿输迦王在位之年。其派遣传道师来华,虽属意中事,然亦不过拟议之辞,未可尽信。朱士行详细情形,另于后章述之。但就古经录而言,不足征信之处尚多。例如《开元录》卷十、《贞元录》卷十八载释利防所赍《古经录》一卷,刘向校书时《旧经录》一卷伽叶摩腾汉时《佛经目录》一卷,其次序朱士行《汉录》一卷。是朱士行前,已有经录,确无可疑。故朱士行经录,未可重视。

《魏书》所载,可称实录。武帝遣张骞使月氐,说夹击匈奴,虽不成;然骞知月氐之南有身毒国,观其后谋由蜀赴身毒国赴滇越事可知。其所载景宪事亦足据。盖此时佛教,当已盛行月氐也。但武帝降昆邪王得佛像事,尚须考证。当是时,佛教虽已盛行印度北方,然昆邪王地邻高昌,即今之甘肃。距印度远甚。佛教势力,似尚未能及此。或谓此非佛教,系在西域所行之他教。

刘向《列仙传》,载黄帝以来得仙道者百四十六人。其七十余人见于佛经。所谓汉以前列仙七十余名见于佛经者,初不明为何事。而《统记》称今书肆板行者,即指《列仙传》。乃云七十四人,已在仙经。盖是道流擅改之耳。由此观之,或系引文之误。如曰黄帝以来得仙道而名列仙经者七十四人,则其说较妥矣。

要之,我国知有佛教,应在武帝通西域后。至明帝时,天竺人来华,朝廷尊之。遂视为异闻,而传播于后世。实则中国佛教史,当以安世高、支娄迦谶来时为始也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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